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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2]维琪尔(Virgili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Aeneid》,原文为拉丁文。[3]以上各地归并于法国的时期:布尔戈尼为1477年(路易十一世)、布列塔尼为1491年(查理八世)、加斯科涅为1453年(查理七世)、诺曼底为1204年(菲利普二世)。电子游戏免费注册送28元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

电子游戏免费注册送28元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期间,费尔莫市民奥利韦罗托[7]幼年时是一个无父的孤儿,由他的叫作焦万尼·福利亚尼的舅父抚养。在他童年的时代,他的舅父就把他送到保罗·维泰利[8]部下当兵,希望他在保罗·维泰利的训练下,能够在军界里,取得显赫的地位。保罗死后,他在保罗的兄弟维泰洛佐[9]部下从军。由于他的机智和身强胆壮,他在极短的期间内就成为维泰洛佐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他觉得在他人底下服役是卑贱的事情,于是下定决心,在费尔莫某些市民的援助下(这些人认为奴役胜过他们国家的自由),并且在维泰洛佐的赞助下,要占领费尔莫。因此他写信给焦万尼·福利亚尼说,因为离乡背井已经多年,自己希望回去探望他和故乡,并且稍为看看自己的祖产;他又说,他汲汲以求的,除了荣誉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为着使他的市民同胞知道他并没有虚度光阴,他希望由他的朋友和侍从组成一百名骑兵伴送荣归故里,他请求他的舅父从事安排,使他受到费尔莫市民荣誉的接待,而这一切不仅是他的荣誉,同时也是焦万尼本人的荣誉,因为他是焦万尼养育的孩子。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的说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diobligo)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tristi),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13]皮蒂利亚诺伯爵(ContediPitigliano),名尼科洛·奥尔西尼(NicolòOrsini,1442—1510),雇佣军将领,为威尼斯作战,1509在维拉(Vaila)之役惨败,后死去。[7]奥利韦罗托(OliverottodaFermo),姓欧弗雷杜奇(Euffreducci)。马基雅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电子游戏免费注册送28元[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

[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11]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BartolomeodaBergamo,1400—1475),自1424年在威尼斯当雇佣军,后任将领,战败死亡。因此,如果你的显封的王室决意效法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拯救国家的优秀人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自己的军队,作为任何一件事业的真正基础,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忠实、更真诚、更优秀的士兵了。而且,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受他们的君主的指挥并且由他授勋和款待的时候,他们团结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好。因此,为了能够运用意大利的实力防御外侮,必须筹建这样一支军队。[1]“寡头政府”(unostatodipochi)意谓由被征服的国家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4]此处所称希腊,实指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征服巴尔干半岛。先是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21—1451)开始远征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其后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继续扩张:于1453年灭拜占庭帝国,并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移至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从而确立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势力。

因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值得他人效法,所以我想不应该把它略而不谈。当公爵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他察觉罗马尼阿过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领们统治之下,他们与其说是统治他们的属民,倒不如说是掠夺属民,给他们制造种种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而不是团结一致,以致地方上充满了盗贼、纷争和各式各样横行霸道的事情。他想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王权,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于是他选拔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德。奥尔科[8],并授予全权。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统一,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因为害怕引起仇恨,认定再没有必要给他这样过分大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9],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在那里每一个城市都设有他们自己的辩护人。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10],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8]保罗·维泰利(PaoloVitelli),在对皮萨的战争中任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将领,后因涉有背叛嫌疑被捕,1499年10月在佛罗伦萨处决。电子游戏免费注册送28元过惯了自由生活的话,那末保有这些国家是最容易的;而且只要灭绝过去统治他们的君主的血统,就能够牢固地保有这些国家了。由于在其他的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期地归属于法国了[3],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征服这些地方的人如果想要保有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要把它们的旧君的血统灭绝;另一方面就是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王国变成混然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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